血案发生后，赵尔丰发布戒严令，紧闭城门。各街加兵防守，兵逼商人开市，封锁邮电交通，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，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，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。

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，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，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，猛扑成都。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。

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，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、龙鸣剑、侯宝斋、张捷先、张达三等人率领下，四面围攻省城，在城郊红牌楼、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。

仅在十余天内，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“皆呼号而起”，“每县数起，每起数千或至数万”，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。

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，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。他们砍断电杆，阻截交通，扼守要道，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，多次重创清军。

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，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，武器装备又不足，没能攻下成都，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。

在四川的各州县中，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，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，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同盟会员吴玉章、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，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，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。

清政.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，吓得手忙脚乱。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（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相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斩首），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，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。

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，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，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。这时，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，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，同清军作战。到十月上旬，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。

清廷又急从湖南、广东、陕西、甘肃、贵州、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。

湖北新军被调入川，造成了武昌空虚，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如果没有立宪请愿活动、保路运动、特别是遍布四川的“同志军”地暴动，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很难设想的。

袁家的人发现，自家老爷这段时间特别的亢奋，特别的关心时局，关注各方面的消息。

已经好些天没“蓑衣垂钓”了，一再地叮嘱家人，有电报和信件，要第一时间拿给他。

大家都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家的平静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。

事实上，从去年的年底起，朝廷就开始不断有人呼吁，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，特别是外务部的呼声更高。

袁世凯在外务部时，对下属要求特别严，大家都很惧怕他，也很烦他，几乎都盼望他快点离开外务部。

他被开缺时，虽然没有人敢有所表示，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乐开了花的。

但袁世凯离开后，外务部的业务处处干不上去，总是遭致方方面面的指责，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凯在的日子。

那时候累是很累，每天也很紧张，但干起事来痛快呀！也有成就感。

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后，唐绍仪因为外交上屡屡受挫，几乎天天鼓动军机大臣们起用袁世凯，以应付外交上所面临的危机。

这是个真诚的人，他一直被视为袁党，但却无所畏惧。从袁世凯被开缺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公然为其鸣不平。

东三省，由于日、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，为应对东三省的危机，以奕匡为首的十多名重臣，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。

当责任内阁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时，协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。在提出辞呈时，竟公然说，自己这样的人，十个也顶不住一个袁世凯。

徐世昌为避嫌，不好直接提袁世凯的名字。但几次提出要求，破格启用扶危济困之才，谁都能听出来，这扶危济困之人，是非袁世凯莫属。

就连载沣的亲弟弟，海军大臣载洵等人，也认为应当起用袁世凯。

一些列强，也大造袁世凯应东山再起的舆论。